从此以后，“大赦天下”成为古代帝王手中的“法宝”，动不动就来一次，直到封建王朝寿终正寝。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赦天下是在1908年12月2日，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时。
其实，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大赦制度，在1954年社会主义第一部宪法中就规定了大赦和特赦，与封建社会不同的是大赦的决定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而不是在某一个人手中。1975年后修订的三部宪法都取消了大赦制度，但保留了特赦。
不过，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进行过大赦，只进行过特赦，至2018年为止共进行过8次特赦。分别在1959年、1960年、1961年、1963年、1964年、1966年、1975年和2019年。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全部在押战犯外，前六次都以“确实已改恶从善”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标准；除第一次特赦对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、战犯，其余六次均为战争罪犯，也就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。
2019年的最后一次特赦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，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、释放后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。
目前在国外许多国家依然存在大赦和特赦制度。
二、“大赦”的频次
据统计，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上，皇帝们共进行了1200多次的“大赦”，平均每两三年就有一次。
比如，两汉国祚418年，一共“大赦”186次，平均2.3年一次；唐朝289年，大赦184次，约1.6年一次；两宋319年，大赦203次，也是约1.6年一次。
唐宋两朝大赦的频次达到了顶峰，此后的王朝明显减少，明朝276年，只用了55次；清朝267年，才用了19次。
另外，大赦的频次还有一个规律，就是王朝越不稳定，频率越高，比如汉文帝在位23年，有4次大赦天下，汉景帝在位16年，大赦天下才6次，东汉明帝在位18年，大赦天下也就3次，而汉平帝在位只有5年，却搞了4次，东汉灵帝在位22年，竟搞了20次，汉献帝的哥哥刘辩在位仅仅半年就搞了2次。
三、“大赦”的条件
因为大赦的决定权在皇帝一个人手中，可以说皇帝想什么时候大赦就什么时候，比如皇帝登基、更换年号、立皇后、立太子、皇帝皇后皇太后的寿诞等等，又或者有祥瑞出现、遭遇天灾时。《新唐书·中宗八女传》就记载:“公主满孺月，帝后复幸第，大赦天下。”
遭遇天灾皇帝说了不算，但所谓的祥瑞还不是皇帝搞出来的，其他的像乔迁新居这样的“喜事”就更不用说了。
当然古代除了大赦之外，也会进行特赦，而这样的“触发”条件更简单，比如诸葛亮去世之后，魏延带属下士兵造反，这些士兵自然就属于叛军。但是由于人数众多，处理不当，可能会导致士兵哗变。所以魏延死后刘禅就特赦了这些士兵无罪，稳定了军心，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。再比如唐朝时，无论是破窦建德，还是玄武门之变，之后都有特赦的记录。
四、“大赦”的对象
大赦天下时，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会被赦免，比如古代“十恶不赦罪”，“惯犯”等等，甚至某些贪污犯也不在赦免之列。
比如，贞观四年，李世民“大赦天下”。这次“大赦”的力度很大，一些死刑犯也在赦免之列。但是，他却特别追加了限制条件：“官吏枉法受财罪犯不在赦例。”
再比如宋朝也多规定：“官吏受赃者不赦”，《宋史》记载，赵匡胤曾说：“苟一毫有侵于民，朕必不赦。”
另外，在赦免的时间上也有明确规定，比如《宋史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“初，太祖将祀南郊。诏: 两京、诸道，自十月后犯强窃盗，不得预郊祀之赦。所在长吏告论， 民无冒法。”
赵匡胤因为祭天，“触发”了可以“大赦天下”的条件，但他在所下诏令中，明确规定：十月之后犯了“强窃盗”等罪行的人，不在赦免之列。
所以，如果你想在皇帝大赦天下后立马犯罪，这样的空子是钻不了的。
五、“大赦”的利弊
存在即合理，“大赦”制度能够存在2000多年，甚至会一直存在下去，自然有其合理性。
“大赦”的弊端肉眼可见，它降低了律法的效用，失去了律法最应该有的公平。因为会有罪犯心存侥幸，希望犯罪之后能遇到大赦，这样一来犯罪的人没遭到处罚，而因犯罪受到损害的人则会感到受了冤屈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。
而“大赦”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。首先在一些英明的君王手里，它成为缓和矛盾，展现统治智慧的手段，达到“施恩”、“荡涤瑕秽”的目的。其次在统治不利的时候，大赦天下可以笼络人心、争取主动，特别是在统治末期，很多犯人都是被冤枉的，让他们“纳于自新之地”，自然不会一心想着谋反。比如，宋江在杀死阎婆惜以后，面对官府的捉捕，却始终不愿意落草为寇，原因就是宋江所犯之罪，不在“十恶”之列，还有遇大赦“洗白”的机会。如果宋廷此时大赦，梁山就会少了一个“带头大哥”。
而且大赦的审核条件是非常严格的，不仅需要地方审查，还需要刑部进行审核，就算两者都通过了，可能也不是一下就给人放了，这里面可能还涉及到减刑、赎刑的问题。
所以，统治阶级也意识到了“大赦”的弊端，也在努力让其更加完善，公平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